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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信电报码刻在记忆里

归档日期:05-12       文本归类:电报码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多数人来说,电报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了。但对于更年长的一代人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电报曾经是最快捷的通讯手段。它价格昂贵,普通人家只有在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偶尔用一次。小小一封电报,也因此记载着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电话、网络的普及,电报业迅速衰落,电报员这个职业也成了人们记忆中的职业了。

  “只要一件事,您就能看出谁当过电报员。凡是用电脑时使用电报码打字的,以前准是电报员。”去年刚刚从北京东四邮局退休的宋仁信师傅,便是这些老电报员中的一员。在东四胡同一间简朴的民房里,宋师傅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起了他所经历的电报业兴衰。

  “《环球人物》,那就是1503,3803,0086,3670。”沏上两杯茶,坐在沙发上,宋仁信顺口报出一串数字。这就是当年编译电报专用的电报码,4个数字代表1个汉字。“记了一辈子,这些数字已经刻在我的记忆里,怎样都抹不去了。”

  “您听我这名字,宋仁信,看来我注定就跟邮政系统有点缘分。”宋师傅笑道。像很多老北京人一样,即便与晚辈对话,他也是一口一个您。

  宋师傅今年61岁,读初中时赶上了“文革”,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4年回到北京后,他成了一名东四邮局的电报送报员,一干就是5年。“一开始挺新鲜,觉得挺威风的,骑着辆幸福牌的军绿色摩托车满街跑。”当时的北京,别说是汽车,就是摩托车都很少,一般只有两类人才骑摩托车,一是给电影院送胶片拷贝的,再就是送报员。

  东四邮局地处北京市中心,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地标云集,胡同中藏着不少名人寓所。宋师傅当送报员期间,因缘际会,也曾和许多名人打过交道。“梅葆玖、王铁成、庄则栋……我都给他们送过电报。”他笑道:“人家都挺客气,一看是来送电报的,也都搭个话。就是咱当时没那个意识,也没找个本让人给签个名。”

  但新鲜过后,他很快就体会到了送报员工作的辛苦。电报分为特急、加急和普通电报,即使是普通电报,一般也要在4到6个小时内送到收信人手中。当时,东四邮局负责电报业务的电信组有五六十人,其中送报员十几个,每天一共要送六七百封电报。而且,送电报的规章制度很严格: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送报员都必须出门送报。

  “万一到时限没送到,倒是也没有什么处罚,但是那时候的人干工作都特别老实,让几点送到,就几点送到。再说了,发电报的都是急事,咱不能给人家耽误了。”他还清楚地记得一次“深夜惊魂”的经历:深更半夜去送电报,他一推门就看到院里放着一口棺材,吓得一激灵,原来是收电报的人家正在办丧事。

  让他印象更深的,是电报在当时人们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那时有句顺口溜,电报电报,不是哭就是笑。”宋师傅说,那时人们最常用的联络方式还是写信,只有遇到大事、急事,才会拍电报。所以收到电报的人拆开报封,往往不是大喜,就是大悲。

  电报本身与感情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电报业务的起落也反映出了情感、时代的变迁。宋师傅从业20年间,出现了三次业务高峰:一是知青大规模返城前与家中联系,二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三是改革开放初期联系买卖、进货、发货。其中最繁忙的日子,还要数唐山大地震后的那段时间。宋师傅说,当时邮局电报跟雪片一样,业务量暴涨了10多倍,机器日夜不停,电报员、送报员天天加班加点。

  “有大灾难的时候,人就特别团结。”他感慨道。当时余震不断,居民大多不敢住在家里,而是到外面街上搭地震棚。所以,他按照电报上的地址往往找不到收报人,只能去附近的地震棚里一个个地打听。听说是来送电报的,周围的居民都会热心指点。

  地震期间电报数量多,译电员人手不够,于是很早就开始自学电报码的宋师傅被调去帮忙译电。1979年,他正式进入报房,成了一名译电员。谈起自学电码的初衷,宋师傅很坦率:“人往高处走嘛,虽然邮局是铁饭碗,也想多学点技术。”

  那时,学习成绩好的人才有资格学译电,译电员在邮局是最荣耀、待遇最好的工作,“只有电信组给安了空调,别人都特羡慕”。另一方面,译电的工作也不轻松。对电报码的熟悉程度是有严格要求的:初级工要背2000字,中级工3000字,高级工4000字。宋师傅背下的电报码能达到三四千字。那时候,邮局系统也经常举行技能比武,最好的译电员可以达到每分钟120字到130字的速度。同时,译电员的工作强度大,整天和数字编码打交道,也难免会犯错。宋师傅说,尤其在遇到“喜”和“丧”这两个字时,他们会特别谨慎,在电报码中,“喜”字是“0823”,而“丧”字是“0828”,一个数字之差,意思就完全相反了。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人人热衷下海经商,电话又还没有普及,电报就成了洽谈生意、传递商机的重要渠道。宋师傅记得,从那时开始,私人电报不再仅仅限于“母病速归”、“XX次火车接站”,而是越来越五花八门了。有一次,一名话剧团导演找上门来,要求他们发一封长达千字的电报。

  上千字的电报,宋师傅并不陌生。东四邮局的辖区内有《中国青年报》报社,每次发新闻电报,总会有千字以上甚至多达几千字。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字3分5厘的价格并不算便宜,总归是能省则省。宋师傅就遇到过不少只有一个字的电报,比如“甥”,拆开是“生男”,就是家中生了男孩的意思。因为私人原因发一封上千字的电报,这在宋师傅从业20余年的经历中,就遇到过这么一回。

  这名导演是在外地拍戏时和当地电影制片厂产生了纠纷,必须在电报里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所以顾不上惜字如金,电文写得很详细。宋师傅和班组成员很快协助他把电报发了出去,后来,纠纷得到了满意的解决,这名导演还给他们送来了锦旗。

  但在那之后的几年间,宋师傅慢慢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清闲。“大哥大”、传呼机的相继出现,让人们有了更便捷的交流方式,电报迅速地失去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地位。在电报鼎盛时期,仅东四邮局每小时的拍发电报量就是100多份。而2007年,北京全市一年的电报拍发量才3000多份。

  随着电报业的急剧萎缩,从前规模达到五六十人的报房班组不断有人被调到其他岗位,渐渐地只剩下十几个人,到最后,只剩下3个人,宋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但到了1999年,他也被调到了营销组,负责联系邮政业务,彻底告别了电报事业。

  回想起从事了20余年的电报事业,宋师傅感慨良多。当送报员时,风里来雨里去,吃过不少苦;改做译电员之后,每天忙得连站起来的工夫都没有,轮到值夜班时,忽然响起的机器声总让他猝不及防。但苦归苦,一朝告别报房,目睹电报业渐渐走向衰亡,宋师傅心里很不好受。“眼看着人越来越少,心里难免会难受,觉得失落。”

  几年前,宋师傅的一个老同事给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讲起自己年轻时当译电员的故事。孩子很奇怪:电报是干什么用的?一个电话过去,不就全解决了吗?“现在通讯确实是方便多了,这在从前是根本想不到的事。”宋师傅的语气带着一丝怀念,“我还一直琢磨,以后是不是能发展一下礼仪电报,在结婚、贺寿的时候发一发,让年轻人也用电报来留个念想呢?”

  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多数人来说,电报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了。但对于更年长的一代人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电报曾经是最快捷的通讯手段。它价格昂贵,普通人家只有在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偶尔用一次。小小一封电报,也因此记载着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电话、网络的普及,电报业迅速衰落,电报员这个职业也成了人们记忆中的职业了。

  “只要一件事,您就能看出谁当过电报员。凡是用电脑时使用电报码打字的,以前准是电报员。”去年刚刚从北京东四邮局退休的宋仁信师傅,便是这些老电报员中的一员。在东四胡同一间简朴的民房里,宋师傅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起了他所经历的电报业兴衰。

  “《环球人物》,那就是1503,3803,0086,3670。”沏上两杯茶,坐在沙发上,宋仁信顺口报出一串数字。这就是当年编译电报专用的电报码,4个数字代表1个汉字。“记了一辈子,这些数字已经刻在我的记忆里,怎样都抹不去了。”

  “您听我这名字,宋仁信,看来我注定就跟邮政系统有点缘分。”宋师傅笑道。像很多老北京人一样,即便与晚辈对话,他也是一口一个您。

  宋师傅今年61岁,读初中时赶上了“文革”,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4年回到北京后,他成了一名东四邮局的电报送报员,一干就是5年。“一开始挺新鲜,觉得挺威风的,骑着辆幸福牌的军绿色摩托车满街跑。”当时的北京,别说是汽车,就是摩托车都很少,一般只有两类人才骑摩托车,一是给电影院送胶片拷贝的,再就是送报员。

  东四邮局地处北京市中心,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地标云集,胡同中藏着不少名人寓所。宋师傅当送报员期间,因缘际会,也曾和许多名人打过交道。“梅葆玖、王铁成、庄则栋……我都给他们送过电报。”他笑道:“人家都挺客气,一看是来送电报的,也都搭个话。就是咱当时没那个意识,也没找个本让人给签个名。”

  但新鲜过后,他很快就体会到了送报员工作的辛苦。电报分为特急、加急和普通电报,即使是普通电报,一般也要在4到6个小时内送到收信人手中。当时,东四邮局负责电报业务的电信组有五六十人,其中送报员十几个,每天一共要送六七百封电报。而且,送电报的规章制度很严格: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送报员都必须出门送报。

  “万一到时限没送到,倒是也没有什么处罚,但是那时候的人干工作都特别老实,让几点送到,就几点送到。再说了,发电报的都是急事,咱不能给人家耽误了。”他还清楚地记得一次“深夜惊魂”的经历:深更半夜去送电报,他一推门就看到院里放着一口棺材,吓得一激灵,原来是收电报的人家正在办丧事。

  让他印象更深的,是电报在当时人们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那时有句顺口溜,电报电报,不是哭就是笑。”宋师傅说,那时人们最常用的联络方式还是写信,只有遇到大事、急事,才会拍电报。所以收到电报的人拆开报封,往往不是大喜,就是大悲。

  电报本身与感情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电报业务的起落也反映出了情感、时代的变迁。宋师傅从业20年间,出现了三次业务高峰:一是知青大规模返城前与家中联系,二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三是改革开放初期联系买卖、进货、发货。其中最繁忙的日子,还要数唐山大地震后的那段时间。宋师傅说,当时邮局电报跟雪片一样,业务量暴涨了10多倍,机器日夜不停,电报员、送报员天天加班加点。

  “有大灾难的时候,人就特别团结。”他感慨道。当时余震不断,居民大多不敢住在家里,而是到外面街上搭地震棚。所以,他按照电报上的地址往往找不到收报人,只能去附近的地震棚里一个个地打听。听说是来送电报的,周围的居民都会热心指点。

  地震期间电报数量多,译电员人手不够,于是很早就开始自学电报码的宋师傅被调去帮忙译电。1979年,他正式进入报房,成了一名译电员。谈起自学电码的初衷,宋师傅很坦率:“人往高处走嘛,虽然邮局是铁饭碗,也想多学点技术。”

  那时,学习成绩好的人才有资格学译电,译电员在邮局是最荣耀、待遇最好的工作,“只有电信组给安了空调,别人都特羡慕”。另一方面,译电的工作也不轻松。对电报码的熟悉程度是有严格要求的:初级工要背2000字,中级工3000字,高级工4000字。宋师傅背下的电报码能达到三四千字。那时候,邮局系统也经常举行技能比武,最好的译电员可以达到每分钟120字到130字的速度。同时,译电员的工作强度大,整天和数字编码打交道,也难免会犯错。宋师傅说,尤其在遇到“喜”和“丧”这两个字时,他们会特别谨慎,在电报码中,“喜”字是“0823”,而“丧”字是“0828”,一个数字之差,意思就完全相反了。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人人热衷下海经商,电话又还没有普及,电报就成了洽谈生意、传递商机的重要渠道。宋师傅记得,从那时开始,私人电报不再仅仅限于“母病速归”、“XX次火车接站”,而是越来越五花八门了。有一次,一名话剧团导演找上门来,要求他们发一封长达千字的电报。

  上千字的电报,宋师傅并不陌生。东四邮局的辖区内有《中国青年报》报社,每次发新闻电报,总会有千字以上甚至多达几千字。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字3分5厘的价格并不算便宜,总归是能省则省。宋师傅就遇到过不少只有一个字的电报,比如“甥”,拆开是“生男”,就是家中生了男孩的意思。因为私人原因发一封上千字的电报,这在宋师傅从业20余年的经历中,就遇到过这么一回。

  这名导演是在外地拍戏时和当地电影制片厂产生了纠纷,必须在电报里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所以顾不上惜字如金,电文写得很详细。宋师傅和班组成员很快协助他把电报发了出去,后来,纠纷得到了满意的解决,这名导演还给他们送来了锦旗。

  但在那之后的几年间,宋师傅慢慢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清闲。“大哥大”、传呼机的相继出现,让人们有了更便捷的交流方式,电报迅速地失去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地位。在电报鼎盛时期,仅东四邮局每小时的拍发电报量就是100多份。而2007年,北京全市一年的电报拍发量才3000多份。

  随着电报业的急剧萎缩,从前规模达到五六十人的报房班组不断有人被调到其他岗位,渐渐地只剩下十几个人,到最后,只剩下3个人,宋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但到了1999年,他也被调到了营销组,负责联系邮政业务,彻底告别了电报事业。

  回想起从事了20余年的电报事业,宋师傅感慨良多。当送报员时,风里来雨里去,吃过不少苦;改做译电员之后,每天忙得连站起来的工夫都没有,轮到值夜班时,忽然响起的机器声总让他猝不及防。但苦归苦,一朝告别报房,目睹电报业渐渐走向衰亡,宋师傅心里很不好受。“眼看着人越来越少,心里难免会难受,觉得失落。”

  几年前,宋师傅的一个老同事给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讲起自己年轻时当译电员的故事。孩子很奇怪:电报是干什么用的?一个电话过去,不就全解决了吗?“现在通讯确实是方便多了,这在从前是根本想不到的事。”宋师傅的语气带着一丝怀念,“我还一直琢磨,以后是不是能发展一下礼仪电报,在结婚、贺寿的时候发一发,让年轻人也用电报来留个念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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