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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最后“发报人”:曾一天收发电报十万封

归档日期:06-07       文本归类:电报码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985年以前,北京个人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超300万份,现在是一个月摊不上几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工资一二百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1毛3分5;现在,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是1890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1毛4。电报曾是最快捷的通信手段,如今正快速退出民间视野。那么,还有人在发报吗,又是什么人在坚守?北京晨报记者本周走进了电报大楼,探访京城最后三位“发报人”。再过些日子就只剩两位了,因为三人中最资深的报务员,本月底就退休了。

  “家有急事,速回”、“儿安好,勿念”、“母子平安”……40年了,白何廷(图中右下)已经不记得发出了多少封这样的电报,每一份惜字如金的电报,都传递了一个家庭的牵挂与急迫。

  这个月底,白何廷就该退休了,自1976年进入北京电报大楼上班至今,他已在报务员岗位工作了整整40个年头,也是大楼里最后一位资深报务员。年近六旬的他,发起电报来依旧反应敏捷。

  “我当年学电信专业,19岁就给分配到这里工作,大楼环境舒适,所配设备科技含量高,而且离那么近,我当时觉得自己倍儿幸福。”白何廷介绍,以前学习电报,莫尔斯电码首当其冲,而在他入行时,几乎就不再使用莫尔斯发报。“一九七几年那会,我们用的电报机就已经是类似打字机的外形,键盘也跟现在的键盘没什么差别,而且不再是那种会发出‘嘀’‘哒’声音的老机子,是通过汉字电报码传送信息。”白何廷拿出一本手掌大小、泛黄的册子,随便翻看一页,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汉字,每个汉字下都对应着4个阿拉伯数字。“过去,任何一个报务员都能熟记至少多半本,常用汉字更是背得滚瓜烂熟,你看,‘0554 0079 2525 1032’就是‘北京晨报’。”白何廷笑着脱口而出。

  白何廷说自己每分钟可以发送三十字的电报,也就是每分钟要准确打出120个数字。尽管大家都是熟手,但在他的印象里,即便到了深夜,电报大楼依然灯火通明。“电报数量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最高峰时仅大楼一天的收发电报量能达到10万封。”

  白何廷介绍,在当时,电报大楼是全国电信网中心和主要汇接局,此外,70年代电报大楼还开办对各大城市的报纸传真业务,就是由电报大楼将主要报纸新闻稿件内容传送到各地报社分社,“少则几页,多则几十页,遇上打新闻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白何廷说。

  相对于传递国家大事,报务员们平日中最常收发的,就是面对公众的私人信息。发电报是有专用稿纸的,跟传统书信稿纸差不多大,需要填写收件人姓名、地址、正文、发件人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

  以前,家家户户是没有座机电话的,局级以上干部才有,手机更没人听说过。整个50年代至80年代,电报是老百姓与外界沟通最重要的通信手段。那些年,白何廷觉得,电报这东西,大家会永远用下去的。

  白何廷刚参加工作,就在值夜班时赶上了“唐山大地震”。“电报大楼一时间被挤得水泄不通,传送带上的电报跑个不停。大家全靠电报和震区的亲人联系。”那时候,家家户户最怕听到的话就是“谁谁家,有电报”。“因为电报按字收费,起初四分钱一个字,一封电报内容加地址怎么也得20个字,也就是8毛钱。可那时候大白菜5分钱一筐,一封电报够买一车菜了。而从80年代以后涨到每字一毛三分五,即便大家工资涨了,一封电报开销也不小。所以除非家里有大事发生,否则不会轻易发电报。”人们只要一听说来电报了,不是激动就是紧张,因为电报不是让人大喜就一定是大悲。白何廷发报几十载,送出最多的内容为:火车接站、结婚生子、病逝速归等内容。

  人们为了节省,对电报的内容可谓惜字如金,这特别考验文字水平,“那时上学,会有专门课程教学生学习如何用最短的语言写电报,有的人用文言文,有的甚至只用一个字。”白何廷感慨道,随着长途电话、移动通信、互联网的兴起,传统的电报业务日益萎缩,“如今电报只有极少的业务量,一年只有几十封。去年有人别出心裁,用电报给几十个亲朋好友发送自己的结婚请柬,也就是图个情怀。”白何廷说,尽管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但大楼里仍有两位报务员在坚守,“电报还不会在京城里消失。”

  1985年以前,北京个人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超300万份,现在是一个月摊不上几份。做报务员前,陈宝凤在电报大楼销售业务部工作,2014年11月5号上午,大楼领导突然把她叫过去,说报务岗要人,问她愿不愿意去。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延安东路的上海电信博物馆和电信大楼营业厅,后者仍保留着上海最后一个电报窗口。去年,上海地区国内电报交换量500份,大部分发报者是公司。近期经过媒体报道,发报量有所上升。

  7日记者走进位于延安东路上的电信营业厅,这里是上海唯一还保留着收发电报业务的地方。这座大楼曾经是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的办公楼,如今整个上海电报发展的完整历史都在这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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